阎崇年：书一直是我的生命所在

首都图书馆B座9层(céng)，阳光透过落地窗照射进来，已(yǐ)向读者开放整整两年的“四合书屋(shūwū)”日前迎来了他的主人——91岁的著名历史学家阎崇年先生。阎崇年现在依然坚持一周工作七天，但还是头一次面对媒体详尽讲述“四合书屋”的点点滴滴。他轻抚(qīngfǔ)书柜，翻看手稿，检索凝聚着几十载心血的读书卡片。每(měi)一本书、每一张卡片、每一个物件，在5月的阳光中汇成一首动人(dòngrén)的时光交响曲。 上图：阎崇年正在翻看读书卡片。本报记者 崔家宁摄(cuījiāníngshè) “四合(sìhé)书屋(shūwū)”位于首图北京地方文献阅览室内，2023年5月(yuè)13日向读者开放。阎崇年说：“我感谢首都图书馆接纳了我，把我的四合书屋按原样搬了过来。” “雍正皇帝的书房叫四宜书屋，乾隆皇帝的书房叫三希堂，中国古代(gǔdài)文人的书房都有自己的名字，我也想给(gěi)自己的书房起个名字。”阎崇年看过无数历史人物传记，总结前人得失，他(tā)探究出(tànjiūchū)一个关键词——“四合”，即“同天合，同地合，同人合，同己合”。他认为凡成功者无不顺应(shùnyìng)“四合”，失败者(shībàizhě)无不违背“四合”，“四合书屋”于是成为他书房的名号。 走进书屋，看着相伴多年的藏书(cángshū)、手稿、书柜、书桌，阎崇年(yánchóngnián)面露欣喜。驻足在百衲本“二十四史(èrshísìshǐ)”前，他翻动(fāndòng)《史记》《汉书》，不免忆及往事——当年到图书馆看“二十四史”需要开介绍信，管理员(guǎnlǐyuán)戴手套拿出来，读者要戴手套才能阅览。“现在不一样，如果读者到四合书屋来看书，跟管理老师说一声就可以了。” 拥有百衲本“二十四史”是阎(yán)崇年年轻时(shí)就有的梦想，但直到(zhídào)2023年才得偿所愿。“二十几岁就想买，但一钱不够，二没地儿放。”2023年参加中国书店成立70周年庆典时，梦想触手可及，但听闻一套要(yào)60万元(wànyuán)时，他再次陷入沉默。机缘巧合，阎崇年通过朋友引荐结识两位民营企业(mínyíngqǐyè)家史超和阙超，二人都是阎崇年《百家讲坛》的粉丝，听闻阎先生这一梦想，两人商议合力买下(mǎixià)，以阎崇年名义捐给首都图书馆，让它与万千读者谋面。而中国书店也为了(wèile)这项公益事业，将售价打折降至40万元。 四合书屋(shūwū)墙上，国画家马振声的《杜甫(dùfǔ)登高图》气韵生动(shēngdòng)、书法家苏士澍的《望岳》笔力遒劲，书画家赠予阎崇年的佳作，都是(shì)“以文会友”的生动见证。这里每一(měiyī)本书、每一个物件都有来历，都有故事，连(lián)书桌下铺的羊毛地毯都藏着往事。阎崇年回忆说，地毯是从蒙古国(ménggǔguó)首都乌兰巴托运回北京的，当年去蒙古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，他听从当地人建议来到中国援建的百货大楼，一眼就相中了它，“当时这种纯羊毛地毯北京要2000元，当地只要400元。它也可以说是中蒙两国人民友谊的纪念(jìniàn)。” 60余年(yúnián)专注“努尔哈赤” 迄今，阎崇年不同版本的著作有(yǒu)100多种、论文600多篇(duōpiān)，这(zhè)1000多万字汇聚在26卷的《阎崇年文集》里。阎崇年说：“这是我60年的心血，总结了我在清史(qīngshǐ)、满学、北京史等领域的学术成果。” “我研究清史，就从研究努尔哈赤开始。”在四合书屋的(de)展陈柜里，收入《阎崇年文集》的《努尔哈赤传》校对稿正静待读者到来。很多读者不知道的是(shì)，这部发端(fāduān)于62年前的著作，既是阎崇年进入清史研究的“入门券”，也承载着他对未来的美好期待(qīdài)。 60多年前，阎崇年听从(tīngcóng)中国科学院教授(jiàoshòu)杨向奎的建议，从先秦史转攻清史(qīngshǐ)，但到底如何研究(yánjiū)，他心里没底。直到请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白寿彝后，才豁然开朗，“他说树有根，水有源，清史的根和源就在清太祖努尔哈赤这里。” 从1963年开始，阎崇年花了20年写就(jiù)《努尔哈赤(nǔěrhāchì)传》。他展示着1982年北京出版社的(de)《努尔哈赤传》校样，纸张泛黄，红笔、蓝笔标注的校改随处可见(suíchùkějiàn)。25万字的《努尔哈赤传》于1983年终获出版，朋友称他拥有了登上清史研究殿堂的“入门券”。 阎崇年(yánchóngnián)(nián)后来又结识了宋史大家(dàjiā)邓广铭先生，邓广铭所著的《岳飞传》《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》，每(měi)10年必修订一次。“邓先生说好书如果能修订3次，30年就(jiù)一定是传世之作。”阎崇年深受震撼，1993年、2003年、2013年、2023年，《努尔哈赤传》每隔10年进行一次修订。阎崇年说，“老天爷赏识我的话(dehuà)，我想2033年进行第五次修订，那个时候我就100岁了。” “这是(shì)我读《尚书》时做的笔记。”四合(sìhé)书屋(shūwū)陈列柜里还展陈着阎崇年用钢笔工工整整写的一张(zhāng)张读书卡片，其中最早的“诞生”于上世纪60年代。阎崇年说，几十年来，像这样的读书卡片他(tā)写了几万张。这几万张卡片，有的是(yǒudeshì)阎崇年在图书馆摘抄的，有的则是在中国书店站在书架前抄的。他难忘在中国书店抄书的画面，一大早骑车奔往书店，随身带的窝头搁在炉沿上烤着，铁壶在炉子上冒(mào)着热气，寒冷的冬天充满暖意。 “那个时候没有电脑，没有网络，也没有数字化(shùzìhuà)，完全靠手抄(shǒuchāo)。”关于这几万张卡片(kǎpiàn)的管理、查找，阎崇年摸索出一套办法。比如他将与北京(běijīng)历史有关的卡片放置一处，并细分故宫、颐和园、北海、太庙等类别，需要时就(jiù)能很快找到。时光流逝，卡片容器也逐步升级，从鞋盒、木头盒、卡片盒，直到如今的卡片柜。 上世纪(shìjì)90年代，阎崇年的抄书历史随着电脑普及逐步(zhúbù)画上句号，“我是从(shìcóng)四通打字开始，286、386、486电脑一直这么追下来，现在追到数字化，追到AI。” 深耕学海60余载，技术不断(bùduàn)更新，但阎崇年的研究宗旨未曾改变，“一是慎始善终；二是心(xīn)一力一；三是求真求理；四是澡德日新；五是以师为范。”他打了一个比方，奶牛早上(zǎoshàng)到山里去吃(chī)草，拼命吃上一天，晚上回到圈里不断反刍，最后才会产出(chǎnchū)牛奶，“学者也是一样(yīyàng)，要日复一日地采撷、咀嚼、反刍、回味，不断地看书、做卡片，不断地思考、研究，不断地发表文章，最后结成的学术结晶(jiéjīng)就是出书。” “我从5岁开始学(xué)认字、学写字，到现在80多年了，就没离开(líkāi)过书。”四合书屋里陈列各类图书6000余册(yúcè)，它们如同向导，引领读者进入一个学者的阅读人生。 “书，一直是我的生命所在(suǒzài)，也一直是我的乐趣所在。”总结自己80余年的读书体会，阎崇年一一列举(yīyīlièjǔ)了六条—— 读书(dúshū)(dúshū)增长知识，让生命的时间无限拉长，如同(rútóng)张元济先生(xiānshēng)所说，“人生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”；读书激发智慧(zhìhuì)，努尔哈赤出身贫寒(pínhán)，白手起家，他(tā)热爱阅读《三国演义》，在萨尔浒大战之所以得胜，正是凭借智慧胜出；读书涵养性情，读书才能知书达礼(zhīshūdálǐ)，才能知进知止；读书利于(lìyú)康寿，据康熙做的统计，读书多了，贪欲少、内心平静、心胸开阔，自然有利于身体健康；读书能以文会友；坚持读书，能建立书香家庭，阎崇年三个儿子皆热爱阅读，小儿子阎天从小就大量阅读，对家里藏书再熟悉不过，阎崇年常常按照他的指点按图索骥，屡次成功寻得藏书。 面对AI的横空出世，面对碎片(suìpiàn)化阅读成为常态，阎崇年自有独到观察。“智能(zhìnéng)文化趋势(qūshì)不可阻挡，我们应该适应，但同时我觉得AI也好，智能也好，数字化也好，都是掌握知识的工具，它不具有原创性，不具有原典性。不能代替(dàitì)原创，也不能代替原典。” “我们活着，就是为大家服务。我最后能够为大家服务的事情(shìqíng)就是把我收藏的这(zhè)几万册图书陆续捐给首都图书馆。”阎崇年说，希望大家多来(duōlái)四合书屋转一转，看一看。